宗璞《报秋》阅读答案,宗璞报秋蕴含哲理

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院，是燕南园十七栋房屋中唯一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巧合的是一生“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哲学泰斗冯友兰先生就在这里居住，在这个看似平静的青砖灰瓦小院里，冯先生经历了思想改造的风暴，也创造了劫后余生的辉煌。

视频加载中…

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写道：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三松”不仅是院中一景，冯先生将其与陶渊明作比，可见他人生跌宕起伏后的心境与寄托。由于哲学和文学的滋养，这个原本普通的院子成了燕园的一个文化符号和哲学象征，时常有人来看望三松堂，在门口拍照留念，曾有一个四川读者在三松堂院子里恭敬地三叩首后离去。

初识哲学

2006年11月的一天，在友人的引荐下我第一次走进三松堂。推开一米多高的木栅栏门，一棵华盖般的松树耸立在庭院中间，临近西边是近年补栽的一大一小两棵松树。三松堂是一座口字型的中式建筑，从正中间一分为二，东边与哲学家汤用彤家为邻，建筑内部北面是客厅，并有走廊连接西、南各个房间。在客厅落座不久，宗璞从卧室走了出来，那时她视力、听力还好，我自报家门后，宗璞简单介绍了父亲的成就，希望父亲的纪录片能拍成功，临走送我一本有她签名的《三松堂自序》，从此开始了我与三松堂的不解之缘。

随后的十几年里，我无数次出入这个庭院，用镜头记录了宗璞口授《野葫芦引》的艰辛过程，见证了宗璞搬离三松堂，以及三松堂从荒芜到翻建的每一次变化。更重要的是对冯友兰先生的哲学思想和治学精神有了更多了解，受用终生。

冯先生出生于1895年，这一年发生了“公车上书”事件，标志着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生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冯友兰一生满怀救国理想，与时俱进，是学术“趋新”的代表人物。

冯友兰先生所接受的教育和后来学术思想的总基调就是“新”，早期教育是在新式学校武昌方言学堂，中学教育是在上海中国公学，大学教育是在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博士教育是在思想较新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他后来的哲学思想、研究方法、术语概念以及学术著作的体例创造都是前所未有。

“新儒家”也是冯先生最早提出并继往开来的。百年之前，冯先生那一代学人思考的是如何复兴民族文化，重振古老中国的雄风。面对中西文化优劣的争论，冯友兰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其实是时代的差异，把中国古老的文化改造为近代和现代的文化，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他把“程朱”以来的“新儒学”又加进了“西”的内容，从而完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

晚年的冯友兰又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写出了150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把中国哲学推进到一个新高度。他用“三史六书”诠释了“旧邦新命”的辉煌人生。

云在青天

走进古色古香的三松堂，第一印象这里是书的世界，每个房间甚至走廊里都是书柜。沿走廊往南走，尽头左拐正对走廊那个房间原是冯先生的卧室，也摆放着几个装满书的柜子，抽出几本翻看，是韩文、意大利文、法文甚至塞尔维亚文的《中国哲学史》。东墙上悬挂着冯先生手书的“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对联。这两句话是冯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

宗璞在《三松堂断忆》中写道，父亲执着的精神背后有着极飘逸、极空明的另一面，一方面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得起，另一方面是佛、道、禅的“云在青天水在瓶”的放得下。

住在东隔壁58号的汤一介先生在所著书《我们三代人》中回忆，自己曾被拉到三松堂去陪斗，看到已届古稀之年的冯先生被强制站在一把椅子上接受批判，汤一介总担心冯先生会掉下来，然而他看见站在椅子上的冯友兰稳如泰山、面不改色。事后，汤一介问冯先生当时在想什么，冯先生笑说：我当时什么也没想，我在默背慧能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原本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中国文人一直推崇松的品格，都愿意以松为友，冯先生亦然。晚年他常在三松下散步、静坐沉思或会客，潜移默化中，松之德与三松堂主人们的精神内涵高度融合，达到了浑然一体的境地。

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天人感应，1990年冬，冯友兰去世不久，一场大雪把三松堂最老的一棵松树压垮了。2004年宗璞的夫君、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蔡仲德去世后，松树又枯死了一棵。三松堂的松树，只剩下了一棵，宗璞还守护在这里，完成她的文学使命。

风庐风庐

三松堂不仅是一处哲学圣地，也是一座文学殿堂。宗璞小说的成名作《红豆》在这里诞生。散文《丁香结》《紫藤萝瀑布》，小说《弦上的梦》《三生石》《鲁鲁》，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等几乎都是在这里写成的，她的作品给几代中国读者带来了心灵慰藉。

作家王蒙曾感叹冯友兰有宗璞这样的女儿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也有人称赞宗璞为“京城第一大孝女”。宗璞从小到大，工作、结婚几乎没有离开过家。1977年母亲去世后，在宗璞的细心照料下，父亲口授完成了150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而晚年的宗璞和晚年的父亲如出一辙，宗璞也是在双目几乎失明的情况下，口授完成了四卷本《野葫芦引》的后两部。

宗璞把三松堂称为“风庐”，我曾求教“风庐”的缘由，宗璞说，这栋房屋四面透风，最重要的是自从父亲搬到这里后，一直站在风口浪尖之上，三松堂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所以叫“风庐”。

然而，风庐文学作品的主题都是追求美好高尚的人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认为，宗璞把父亲的哲学思想融入到小说之中，通过文学强化父亲的哲学梦想，父女俩表达着一个相近的主题，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佳话。

一花一木总关情

北大我最爱去的地方是燕南园，这里的每一栋建筑和一花一木都感到亲切，十几年来，我多次用影像记录了燕南园和三松堂的四季变换，这是对文化的敬重。难忘的是2013年3月20日夜，一场罕见的大雪不期而至，银装素裹的三松堂也显出前所未有的圣洁和庄严，恰似人间仙境。这个场景后来成为纪录片《冯友兰》中的经典镜头。

2012年9月9日，宗璞搬离住了六十多年的三松堂，因为这里计划建成冯友兰故居对游人开放。据我所知，宗璞是离开燕南园的最后名人。搬家这天我也过去帮忙，宗璞把三松堂大部分家具、物件和部分手稿捐给了北大，待三松堂修缮后回归原处。书籍大部分捐给了清华大学，捐给唐河冯友兰纪念馆的几件家具、衣物，由我联系物流打包运走。

我知道刚开馆的唐河冯友兰纪念馆缺乏“真品”，于是趁此搜遍三松堂的每一角落，在废弃的地下锅炉房找到两个七十年代的铁壳茶瓶，又在院子东北角的储藏室里发现几个原本准备扔掉的旧木箱，都送给了冯友兰纪念馆。

藏室里还有两箱落满灰尘的黑胶木唱片，都是宗璞听过的外国古典名曲，灌制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很重，总共有一百多斤，清华和北大都不愿意要，经宗璞老师同意，这些唱片由我来收藏，算是三松堂留给我的最好纪念。

经过一天忙碌，物品各有去处，三松堂已成为一座空房。望着宗璞远去的汽车，感觉心里空荡荡的，我知道，以后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随时推门而入，与宗璞老师畅谈了。

哲思永存

三松堂荒芜的5年多时间里，我曾多次去探望、在门口徘徊，眼见满院荒草萋萋、野树疯长，想起唐代诗人崔户的《题都城南庄》，不禁伤感，三松堂院内的花草不知道哲学老人已经仙逝、爱花人宗璞已经搬走，墙边、松下、砖铺小径边的连翘、二月兰、玉簪花仍年年开放，履行着迎春、送春、报秋的职责。

不忍岁岁花开无人问的寂寥景象，2014年5月我把三松堂院内的一簇玉簪花移栽到了唐河冯友兰纪念馆，同时移栽过来的还有几棵铃兰。玉簪花曾多次出现在宗璞散文中，她曾称赞玉簪花有“工作向上比，生活向下比”的良好品质。三松堂翻建后，原来满院的玉簪花现在所剩无几了，而这簇沾满哲学与文学灵气的玉簪花在故乡唐河花繁叶茂，年年绽放，张扬着无穷的生命力。

2018年8月，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在此之前三松堂被修缮一新。因为早在1934年，冯友兰先生就应邀出席在布拉格举办的第八届世界哲学大会，并做了《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报告，这是第一次在世界上发出的中国哲学声音。冯先生作为享誉世界的哲学家，瞻仰其故居，是北京哲学大会与会学者们的一个愿望。

同时，我也制作好了中英文字幕的纪录片《三松堂的故事》，准备向来客播放，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后来三松堂“冯友兰故居”陈列布展并未往下进行。

时光如梭，转眼间已是2019年岁末。百年以前的1919年，冯友兰先生抵达大洋彼岸学习西方哲学，自此开启了中西文化比较、融合、创新的先河并卓有建树。“贞下起元”，世纪行过，冯先生“旧邦新命”的学术追求在新时代仍具有重要意义。

我想，无论以后三松堂是否布置成冯友兰故居并不重要，只凭“哲学三史”以及充满家国情怀的《西南联大碑文》，就足以使冯友兰先生穿越时空，永照汗青。（作者许进安系央视大型纪录片《冯友兰》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