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银行动荡，如何避免金融危机卷土重来？

继3月份美国加密货币银行、硅谷银行、签名银行清算或倒闭后，当地时间5月1日，又一家美国银行——美国第一共和银行也宣告倒闭。有人称：第一共和银行倒闭意味着，其他陷入困境的地区性银行要“睁着一只眼睛睡觉”了。 

今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 自去年10月以来，全球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面临了一系列严峻考验，金融稳定风险迅速上升。 报告还指出，近期美欧银行业动荡，警示货币政策、金融环境收紧与积累的脆弱性相互作用所带来的挑战，凸显银行在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管理方面的失败，也暴露出监管失误。 这些脆弱性使得金融稳定风险居高不下。 报告敦促政策制定者采取果断行动，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影响市场对全球金融体系韧性信心的系统性事件。 

没有两次危机是一样的，但是会押着相同的韵脚。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吸取过往金融危机的教训，有助于规避和应对下一次金融危机。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央外汇业务中心前首席经济学家缪延亮多年专注于宏观研究、货币政策和国际金融市场研究，在他的新书《信心的博弈：现代中央银行与宏观经济》一书中，以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为例，通过复盘分析其发生的原因，尝试总结爆发危机的风险点。 

推演金融危机面临一个悖论：事前很难被预测，事后回看则又是必然。如果事前甚至事中能被预测，市场主体和监管机构就会采取措施，消灭危机于无形。正因为危机事前难以预测，才会有极度的疯狂和上涨，相信“这次不一样”。但危机事后看又是必然的，那么多错误的假设，不可理喻的乐观，膨胀的杠杆率和资产价格，起高楼、宴宾客直到轰然倒塌。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风暴眼是金融体系的核心金融机构，很难预测和防止。但也正是由于2008 年的教训，金融机构和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得到控制，2020 年新冠疫情虽然实体经济受到较大冲击，仍能有惊无险。 

金融危机常常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在出人意料的时刻爆发。预测不了危机是因为观察者想象力的匮乏。引发危机的扳机和恐慌时刻都难以预测，但基本面和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和放大机制可以观察和推理。危机演进一般会遵循如下三条路径：一是遵循阻力最小原则绕开监管，产生金融创新和新的影子银行。新的危机往往是为了逃避上次危机后的强监管进行金融创新的产物，“危机—加强监管—金融创新—新的危机”，如此循环往复。二是脆弱性的积累，其标准配方是“三位一体”：高杠杆率、期限错配和被挤兑的可能，总结起来就是“可被挤兑的短期杠杆融资”。三是金融市场和基本面相互作用，直到发生标志性事件，引发恐慌效应。 

一、金融的内生不稳定性

危机的根源首先在于金融的内生不稳定性。金融是建立在信心之上的，没有了信心，金融也就不复存在。金融一定会做久期转化：银行借短投长，负债是短期存款，资产是长期贷款。一旦存款人都来提取现金，就会出现挤兑。为增强公众对银行的信心，银行大楼一般都是当地最好的，还喜欢用花岗岩和大理石等坚固材料传递信心。为吸收贷款损失和应对可能的挤兑冲击，银行要有资本金和流动性准备金。 

各国还成立了存款保险机构，由银行同业缴费集中管理，保障储户一定额度（通常是10 万美元，我国是50 万元人民币）以内存款的安全，降低挤兑的风险。 

金融一定会做的另一件事是杠杆，用借来的钱赚钱，杠杆放大本金的收益率，当然也会放大损失。银行表外资产如“特殊投资实体”（SIV），还会增加银行的实际杠杆率。投资银行不受资本金约束，杠杆要高于商业银行，贝尔斯登年报显示其2006 年末杠杆率为29 倍，雷曼同期的杠杆率也在30 倍左右。同时负债都是最短期的隔夜融资，因为成本比长期债券低。 

更重要的是衍生品带来的复合杠杆（synthetic leverage）。根据国际掉期与衍生工具协会（ISDA）数据，衍生品名义价值从2001 年的70 万亿美元猛增至2007 年的445 万亿美元，其中信用违约掉期（CDS）从不到1 万亿美元猛增至62 万亿美元。信用违约掉期的三个特点导致其伤害性很大。第一，巨大的复合杠杆。信用违约掉期最初是提供保险，后来直接变成了对赌的工具。赌赢的人，以小博大，赌输的人赔付。第二，写保险的人风险敞口大。赌博有输赢，愿赌服输，没问题，但如果输的人赔不起怎么办，谁来保险这些写保险的人，如最大的信用违约掉期发行人美国国际集团？让它们倒闭？但倒闭有时后果很严重。第三，中间商的风险暴露。经纪商如银行撮合信用违约掉期对赌双方以赚取佣金，有的找到了买家，但是卖家还没找到，这些库存就砸在自己手里了。当然，有些觉得收保费也不错，干脆自己来写保险，没有认识到写这个保险的风险有多大。 

除了衍生品，影子银行也会提高金融机构的真实杠杆率。非银金融机构干起了银行业务，吸收短期资金用于长期放贷，但不在监管覆盖范围内，不受资本金、杠杆率和流动性约束。因为不受监管约束，影子银行的资金不受监管保护，没有存款保险的保护导致更容易发生挤兑，出现挤兑也不能去央行的贴现窗口借钱。 

二、监管的碎片化

美国的银行受美联储、财政部货币监理署（OC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储蓄机构管理局（OTS）等多家机构监管，各家机构之间责任界限不分明，存在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套利。银行可以自己选择由谁监管。比如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Countrywide）是一家银行，之前由美联储和货币监理署等监管，它把名字和组织架构改成储蓄机构（Thrift）就改由标准最松的储蓄机构管理局监管。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更是形同虚设。房地美和房利美这两家在华盛顿的政府支持企业（GSE）很容易俘获其在华盛顿的监管者。投资银行由证监会监管，后者主要是做些投资者保护的事情，没有去监管投行的高杠杆和对短期融资的依赖。 

最关键的是，这么多家监管机构都是从微观层面出发，监管单个机构，没有协同，也没有一家机构为整个系统的稳定负责。直到2010 年《多德-弗兰克法案》生效，美国建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填补宏观审慎监管缺位。 

三、想象力的匮乏

危机前，监管者也一直担心，但想象不到危机会以何种方式剧烈爆发。影子银行虽然是短期融资，但都有担保，想不到有担保的融资也会发生挤兑，因为没想到平时看上去高品质的担保品在恐慌时会一文不值。复杂的金融产品没有人要，就没有办法为这些产品定价，越没法定价就越没人要。 

从2001 年开始，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鲁格曼教授就在《纽约时报》专栏上写文章批评美国存在房地产泡沫。至2002 年，房价扣除通胀后五年里实际上涨了30%，这是一个很大的涨幅。要知道如果以1890年为起点，把房价标准化为100，到1995—1997 年美国的真实房价指数平均在110，也就是说100 年的时间里年复合增长率只有0.09%（Blinder，2013，第32 页）。2004 年有“末日博士”之称的鲁比尼也开始警告地产泡沫和危机。但是2004—2005 年房价还在加速上涨，认为房价是泡沫的声音反而变少了。伯南克2004 年在华盛顿买了房，2005年10 月发文称虽然过去两年房价上涨了25%，但是有基本面支撑。 

美国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跌是在2006—2007 年，取决于使用哪个指数，但是房地产投资见顶则是在2005 年。喊房地产价格泡沫的人大多数都喊早了。即使有泡沫，破灭的时点也很难确定。市场不理性的时间可能要久于你保持流动性的能力。做空不能太早。总是喊狼来了，不一定是预判好，有可能只是运气好。一个停摆了的钟，一天还能准两次呢。IMF 以前有一位首席经济学家就开玩笑说：“我会一直预测衰退，直到它发生。” 

过去100 年里房价的平均涨幅不超过通胀，那为什么大家认为房价会一直涨呢？一种看法是住房抵押贷款不会集体赖账，以房贷为支撑的债券不会违约，即使个别区域房贷违约，但打包证券化之后的房贷能够更好地分散风险。在20 世纪80 年代拉美危机之前很多人认为主权国家不会违约，在1998年俄罗斯拖欠债务之前也有人认为核武器国家不会违约。历史上，美国房贷违约率远低于1%，就是在经济衰退的2001年也只有0.5%，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才上升到3%。国债利率很低，购买MBS是为了追求高收益，看上去也没有什么风险。加杠杆买房，放大了房价上涨带来的收益。即使房价和通胀一起上涨，真实价格不涨，有杠杆仍然可以获利。杠杆让人迷失方向，忽视房价可能集体下跌的风险。 

四、长期繁荣带来的自满

危机前，纽约联储让银行做经济衰退情境下的压力测试，没有一家银行的测试结果显示其资本金不足。事后看，压力测试的情景假设太宽松了，25 年没有发生大的衰退，银行的风险胃口越来越大，资本金的质量逐渐变差，普通股一级资本（common equity）减少。更重要的是，银行真正的杠杆在表外和衍生品，没有被计算进来。也不是银行故意隐瞒，它们也不知道怎么算。这种自满情绪不仅体现在金融市场的被监管对象，也体现在其监管者身上。伯南克2005 年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任上曾想加强“两房”的监管，保尔森2006 年来华盛顿更进一步，推动众议院通过了相关法案，但是在参议院被搁置。加强对住房贷款的监管来得太迟了，一直受到阻力，部分原因在于住房是“美国梦”的一部分，2005 年住房拥有率达到了最高点69%。危机后再加强监管，是亡羊补牢。 

五、危机自我加强的循环很难打破

金德尔伯格说危机遵循“疯狂- 恐慌- 崩溃”（mania-panic-crash）路径。在危机集中爆发时刻会出现非线性放大的恐慌效应。伯南克、盖 特纳、保尔森在《救火》一书里将这种效应比喻成“大肠杆菌传染效应”：某家汉堡店的某个汉堡里的牛肉有问题，恐慌的结果是全国消费者所有的肉都不吃了，而不是理性分析是哪个地方哪个分店的哪些肉出了问题。对某些资产的担忧会导致抛售，抛售让资产价格下跌导致追加保证金要求（margin call），保证金要求又导致更多的抛售，进一步压低资产价格和投资者净财富。保证金螺旋和净财富螺旋相互加强的反馈机制在危机的形成和泡沫破灭中都有发生，本章专栏8 对此有进一步的简述。 

六、危机的终极根源在于人性

“太阳底下无新事。”危机的背后是人性，作为群居动物，恐惧和羊群效应在我们进化的基因之中。人的贪婪和恐惧交织，资产价格的暴涨和暴跌交替。人性不可能被消灭，因而危机总会发生，繁荣和萧条是金融的固有形态。上一场危机的应对常常埋下下一场危机的种子。 

从2001 年互联网泡沫到2008 年房地产泡沫，从大衰退后的量化宽松到资产价格繁荣。危机发生，应对危机，宏观刺激，形势好转，监管放松，志得意满，危机又爆发，如此周而复始，政策、市场和人性纠缠在一起。 

现在来看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美国发了十万亿美元次级贷款、百万亿美元信用违约掉期对赌，整个金融市场泡沫化，发生危机是必然的。大家都把雷曼倒闭当作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标志性事件。如果没有雷曼事件，结果会不会不一样？美联储没有救雷曼，救了贝尔斯登。事实上雷曼总资产约7 000 亿美元，贝尔斯登约4 000 亿美元，雷曼比贝尔斯登大不了多少。如果把雷曼救了，也许不一定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但历史无法假设。 

危机真正传染开来、引发恐慌是在货币市场这个看上去最安全的市场。货币市场基金主要储备基金（Primary Reserve Fund）大约持有雷曼1% 的商业票据，雷曼倒闭之后该基金出现亏损，投资者的1 美元只能给付97 美分，也称跌破净值。原来大家都觉得买基金是最安全的，与存银行一样，但基金毕竟不是银行，没有存款保险保护。亏损发生后，买了这只基金的人就开始集中赎回，结果引发了发生挤兑。 

当时货币市场的规模是3.5 万亿美元，约有3 500 万人投资货币市场。巴菲特回忆说参加聚会，发现大家都在讨论货币市场是否安全。如果只挤兑这一家基金还行，但这个时候还会发生“大肠杆菌传染效 应”。 自从雷曼的商业票据出了问题，很多家货币市场基金都遭到了挤兑，因为货币市场基金持有很多大公司的商业票据，如通用电气、苹果、微软等企业的商业票据。 平时大家觉得没有风险，不会破产，到这个时候就会想这些公司的票据会不会也有问题？ 所以一家公司的商业票据、一个产品出了问题，市场就认为所有公司的商业票据和其他产品都有问题。 危机一定有意想不到的、协同的、夸张的恐慌效应，从很乐观到恐惧再到崩盘。 

危机的爆发也有可能是“灰犀牛”，即在一系列预警信号和危险迹象之后仍然发生的大概率事件。金融危机更多是“黑天鹅”，发生在事前没有想到和监管没有照顾到的角落。如果吸取了以前的经验教训，把监管漏洞堵起来，同样的危机就不会再次发生，风险聚集和金融创新都符合“最小监管阻力原则”，发生在监管边缘地带。回顾以前发生过的危机，比如20 世纪30 年代的银行危机，为避免银行挤兑，推出了存款保险，银行挤兑就很少见。再比如2008 年出问题后，对房地产市场和银行与影子银行体系监管较为严格，2020 年新冠疫情冲击时，这些部门的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未发生系统性风险。 

没有两次危机是一样的，但是会押着相同的韵脚。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了影子银行的问题，没有监管到影子银行有很多表外业务，成立了表外的 “特殊投资实体”，加了很多杠杆。投资银行也都依赖短期批发融资，杠杆率更高，再就是签了很多信用违约掉期对赌协议，内嵌有复合杠杆。监管没到位，杠杆率又很高。 

《信心的博弈：现代中央银行与宏观经济》

缪延亮 著

中信出版集团

【作者简介】

缪延亮，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策略师、研究部执行负责人。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研究生导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国家开发银行学术委员和上海大学校董。

长期处于市场和政策前沿，专注于全球宏观、货币政策和国际金融市场研究。2013—2023年就职于国家外汇管理局，先后任外汇局局长高级顾问、中央外汇业务中心研究主管和首席经济学家，负责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相关的全球宏观和策略研究工作并牵头完成了研究团队建设试点计划。2008—2013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一线参与欧洲债务危机的救助工作。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曾在以色列央行任访问学者并在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讲授经济学。

在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多篇中英文论文，入选“国际金融学最佳中文论文TOP 10”榜单，著有《从此岸到彼岸：人民币汇率如何实现清洁浮动》。2016年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球青年领袖”。

【内容简介】

中央银行虽然在17世纪就已诞生，但它的全局重要性自1973年人类社会进入纯粹信用货币时代才真正突显。现代中央银行首先是政策的银行，其首要任务是保持物价稳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经济稳定未必意味着金融稳定，中央银行不仅要调控经济周期，还要调控金融周期。

本书从宏观调控思潮和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演变两条主线出发，比较分析全球主要央行的理论与政策实践，并同中国国情和中国央行实践相结合，提出现代中央银行本质上是要与市场、公众进行信心的博弈。危机后，各主要央行纷纷推出量化宽松、结构性货币政策等非常规工具，虽力挽狂澜，但书中概括的定量和定性分析表明，这类政策工具“易进难退”，且边际效果递减，容易损害央行的独立性和声誉，也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央行应珍惜并用好常规的政策空间，统筹好货币和信用，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本书内容丰富，见解独到，可读性强，对金融从业人员、经济学者乃至大众读者理解现代中央银行及其运作都大有助益。